解读程宝泓：新人文画的崛起

2010年03月08日

程宝泓《贺龙在洪湖苏区》

文 / 朱大可

当代中国画经历了两次重大蜕变。文革时期的中国，以俄罗斯现实主义为美学核心，以苏联的政治哲学和斗争策略为纲领，导致了从传统“文人画”向“工具画”的转型。这是无产阶级美学在中国画领域的一次重大革命。它以英雄主义的粗壮之手，彻底结束了傅抱石，齐白石，徐悲鸿(其中也包括程宝泓的老师潘天寿，吴之和陆维剑等人)所艰难维系的文人画传统。而在文革之后，经过八十年代的静悄悄的“文化记忆”，终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所谓的“新文人画”，它对传统的“笔墨意趣”的美学进行了江南才子式的复兴。此外，大量与传统文人画密切相关的风格得到了“解放”，它们都试图重建传统，或者对这种传统进行全面的诠解。这是两场方向可逆的“革命”，而耐人寻味的是，程宝泓同时是两场革命的静悄悄的见证。

程宝泓的美术生涯，与这两场革命的时刻表发生了重叠。程最初在最具水墨主义情调的江南水乡出生和成长，而后便在浙江美术学院接受中国近代海派文人画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双重教育。彼此分裂的美学体系，在五十之六十年代的非常时期，发生了短暂和奇怪的妥协。

在这个非常的年代，程宝泓的作品大都显示出这一代画家所具有的共同风格记号：用水墨画的躯壳装填对国家伦理英雄的真诚信念。然而，正如程宝泓自己所发现的那样，军队的写实也在另一方面滋养了画家，迫使其探求毛笔和水墨色彩与写实主义语法的协调，孜孜不倦地寻求旧文人精神缺席下的新话语。

但是，经历整个八十年代的痛楚内省(程这个时期的画风充满了暧昧，游移和折衷的意味)，程宝泓和这个时代一同转向了中国画的另一面，也就是它的更加本质的一面：重返水墨意趣，同时又保持着对人文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返朴归真)的真正关怀。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画美学最值得研究的状态。

从《白兰花》等作品开始，程宝泓的画面出现了大量民间话语的记号，它们采用了农民画的稚拙语法(夸张变形的造型，流畅的勾线，平涂的色块和热烈鲜亮的色调)，同时又保留了传统文人画的水墨法则，以及显示着具像主义(写实主义)的深湛的技法背景。程宝泓在经历了江南童年，回到他对于乡村小镇景色的那些独特记忆之中。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它展示了画家对于民间故事，人物，历史，历史与风物(例如苏杭地区的民居，家俬，灶头，服饰和手工艺等)的热烈关注。这就是所谓的“新人文画”的重要起点。正如程宝泓本人所说，“我从英雄走向了人本身。”也就是说，在国家伦理英雄崩溃之后，乡村草根阶层的迷人形象从水墨背后无言地涌现了。

这里可能蕴涵着与新文人画的一种内在的分歧。正如人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诞生于江浙一带的新文人画，是对传统的文人笔墨游戏的一种当代诠释。它推崇的笔墨趣味，正是以游戏语法为话语核心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笔墨，在潇洒和漂逸的游戏中溶合起来，构成一种难以言喻的轻(轻快，轻松，轻盈，轻忽)的美学。在这个构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多由草草逸笔飞行而就，它与其说是对外在人物的“陈述”，不如说是在人物的疏放线条中表达自我的意趣和性灵。这种发源于魏晋，成熟于明代并复兴于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游戏主义，最终构成了对“人”的理解。

程宝泓的立场与此是截然不同的。他更加关注草根人物在绘画中的中心地位，并赋予他的人物以一种稚拙的非文人的光辉。关键在于，他的绘画不是“文人”而是“人文”的。这个被颠倒的语词，事实上可以用来表达程宝泓作品与流行的新文人画的重大差别。在放弃了国家英雄主义和对传统文人画的之后，他确立了更加健康单纯的新人文画的造型构架。

程宝泓的新人文画所呈现的是：江南乡村妇人的生活场景，富于变化的构图(有时是尖锐的前后景的透视对比)，稚拙化的变形造型，富于民间装饰趣味的线条与色彩，传统人物画的水墨意趣，以及来自西方现代平面艺术的二维张力，如此等等。而这些元素中，“人”始终占有着核心地位，女人的灵魂弥漫在整个画面的深处，而在画面的表层，却浮动着感伤主义的恬淡气味：在的江南小镇的流水，石桥和瓦屋的悠远背景中，一个“大特写”的草根女人在静观襁褓中的婴儿。

这种有节制的秀丽的感伤情调，是程宝泓近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认识人文主义存在与否的关键性记号。与九十年代其它风俗画家(他们的作品有时流露着流氓主义的冷酷表情)相比，程宝泓显示出更加纯粹的人文关怀和思念。他的故乡话语和童年话语从梦境中复苏了越过那些流畅而柔韧的弧线，转换成了人性的谐谑而明澈的形象，他在这个范围内建构着新人文画的全新格局。

在这精神框架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新的家园话语的复兴。那些明艳的田园亲切的河岸，柔情荡漾的小舟，以及温香萦绕的灶头，都燃烧着一种热烈而清新的家园之爱。这是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变音。程宝泓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家园母题和家园话语正在重新返回中国美术的疆土。在一个全球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人作为价值中心的结构发生崩溃的时刻，家园是我们最后的慰籍和信念。

本文作者简介：

朱大可，著名文艺批评家，主要著作有《燃烧的迷津》，《呱噪的时代》和《逃亡者档案》等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教授。

程宝泓